关于“全球化”的哲学思考
在正式行文之前，我想谈两条关于社会（政治）发展的“公理”：即“形势比人强”和“有生命力的制度必然顺应人性”。说千道万，全球化的本质乃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其中内在地蕴涵着历史的秘密，或曰“历史的精神”。我认为，这个历史的精神才是当今知识界应当着力探讨的“大本大源”，而不是在一些枝节的问题上（如民主、宪政、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等）争论不休。坦率地说，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需要一次深刻地启蒙，从而才能在全社会建立起“现代化”的共识。历史上有很多理想主义的制度构想，但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还是那些富有生命力的制度。那么，什么制度最有生命力？答案是：符合人性的制度最有生命力。在社会常态下，行政权力干预下的计划经济制度违反了人性，因而必然是短命的制度；价值规律是建基在人性的基础上的，因而它最有生命力。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全球化”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国际形势。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去认识和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战略方位，是一种盲目和危险的倾向。因此，理性地认识“全球化”并寻找应对的方略便成为我国当前知识界最重要的任务。
那么，到底什么是“全球化”？换言之，“全球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全球化”发轫于何时？
笔者不同意那种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内涵的全部的观点。“全球化”当然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表现为生产方式（全球性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制度（如WTO和全球公司等）的全球化，但也包含了制度和观念（精神）层面的全球化。
英雄所见略同。早在150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震撼历史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可见，马、恩当年讲的“世界性”，现在已显现“全球化”了。这种“全球化”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制度、精神和观念层面的。历史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笔者认为，所谓“全球化”，究其本质，乃是资本的逻辑在全世界进一步展开和深化并连带引发西方制度、观念文明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社会演化过程。这个过程最早起始于1500年左右，那时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的时期。什么是资本的逻辑？正如曹沛霖教授所说：资本的逻辑往往是残酷的，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资本会不惜一切方式破坏一切其他形态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今天，资本依然以各种方式继续这个过程，不带血的暴力继续进行着。以经济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明显的表现。今天人们说的“文化帝国主义”也许就是这个过程的第三种形态。资本的逻辑借助了发达的物质生产的力量，在输出相对强大的物质文明下来输出其制度文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物质文明相对贫弱，其制度文明也难以呈现强势。一句话，资本的逻辑就是实力的逻辑，是掠夺的逻辑，是扩张的逻辑。资本一方面在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对人类的永续发展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把资本逻辑展开的“全球化”过程简单地理解成一条引领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康庄大道恐怕还为时尚早。
资本的扩张冲破一切行政的壁垒和国土的疆域，把全世界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信息资源等）与市场加以整合起来，作为一个巨型的资本再生产或自我强化系统。那么，在资本的强势与西方文明的强势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掌握着资本（这里的“资本”取广义，不仅仅是经济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信息资本，等等），也就掌握着“全球化”的主动权或曰主导权。就目前来看，“全球化”过程依然是由西方主导的，他们掌握着规则制定权、话语霸权。美国人动辄以“世界的领导者”作为自我族类的主观意象，口口声声要向全世界“输出民主”和输出美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是显著的例子。
“全球化”的大形势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方位和战略环境。钱乘旦教授说：“大国兴衰问题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紧密联系的，在某一个阶段上，最能体现这个阶段特点的国家就是这个阶段所谓的大国”。因此，一部世界近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不仅仅是资本的逻辑在全世界展开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各大国角逐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历史。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衡量中国崛起的根本标志就在于中国能否夺回或掌握对“全球化”的主动权或主导权，能否在东西方经济、制度、观念等多方面综合实力的竞争和较量中占据主动地位。舍此没有第二条标准。由此可见，中国的崛起与以往任何大国崛起的内涵和环境都完全不同，中国的崛起不仅要在文明的发展模式上为21世纪的全人类找到一条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崛起道路的崭新路径——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在思想、文化、制度、经济、贸易、政治等各个层面实现全方位的崛起，真正担负起对世界的全方位示范和引领的历史责任，而且要在“全球化”的大潮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恰如许纪霖先生所言：真正的大国，不仅是GDP总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不仅是能够在国际政治中左右局势，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世界的典范，符合人类文明的进步标准；它的文化具有巨大的魅力，影响全球主流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看，前苏联从来都没有真正崛起过。大国崛起是一个历史概念，要放在人类文明的长时段中来衡量，不能经受历史和时间考验的“崛起”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崛起。而历史家看问题往往是以百年、千年为单位的。
中国人在邓小平的点拨下，明智地认识到顺应“全球化”并为我所用的战略要比单纯抗拒“全球化”的战略要高明地多。中美建交的意义在于中国选择了参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道路而摒弃了以前苏联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用顾准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选择与“人类公共的价值尺度接轨”、与“价值规律”接轨，说到底就是“与国际接轨”。而与国际接轨也就是与“全球化”接轨。通过主动接轨，才能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中实现由边缘到中心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必须拥有和自己地位相称的话语权。
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中国需要运用资本这个手段实现产业改造和经济振兴（表面上看是肯定“市场”的作用，实质上是对“资本”的作用加以默认。邓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市场”的提法相对不那么敏感，不会涉及到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今最大的政治”，至于采用何种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首先要发展起来）。但是，我们理解的“全球化”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内涵上肯定是有所不同的。这在根本上缘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也就会形成对“全球化”或“现代化”的不同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以及胡锦涛“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提出无不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